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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錄2——我的家
                 
                國管局門戶網站    www.ggj.gov.cn    2013年12月06日    來源:

                我的家

                梁潔清

                     很久以前,不知我們祖上哪位祖先中了進士(“成均進士”,有宗祠簿和祠堂上的匾額為證)當了官,使得家從廣東省荔枝木村搬到了朗塘村,多少代之後,便有了我的曾祖父梁同源及他的一個哥哥梁同興,還有一個弟弟梁同勝三兄弟,從此就有了同興家族。記得在我家的麻包上、米袋上、籮筐上都寫著“同興”兩個字,讓人們一看就知道我們是同興家的。拿母親的話講,由曾祖父三兄弟組成的這個家族門口很大(富有,有名氣)。它新舊共三座房子,祠堂三個,正房就十幾間,田地幾十畝。

                曾祖父一家大小十幾口人,非常勤勞、善良,家裏人口雖多卻一直沒有分家。男人忙田裏的工作或磨谷、搗米或去圩上賣米;女人上山割草、砍柴、澆菜園、餵豬、做飯,他們分工合作,從不偷懶,從不互相抱怨。那時家裏種的田多,養的豬也有七八頭,家族很興旺,直到孫子們都娶了媳婦房子實在住不下了才分家,祖父便帶著自己的全家人在離朗塘村約四五裏路的坡田嶺蓋起了新家。

                祖父梁德香,族內排行老三。從祖父身上我看到了中國農民的那種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優良品質,祖父一生最恨最看不起的就是懶漢。他常年不是打赤腳就是穿草鞋,只是冬天冷了才穿幾天布鞋,他經常帶領全家人種稻子、磨谷、碾米。米糠留下來餵豬,大米挑到圩上去賣,豬養大了也賣掉。種田、餵豬、賣米就這樣周而復始,一年又一年。我們家處在亞熱帶,要種兩季稻子,最忙碌的要算六月,既要搶收早稻,還要犁田耙田插拔晚稻,那時種田插秧沒有機械,全靠手工插秧,整天彎著腰,天又熱,從播種到田間管理,旱天要抗旱,雨天要抗澇,從收割、打谷、曬谷、入倉到磨成白米不知要做多少工作,非常辛勞。幹活時那汗水從頭流到腳,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有一次祖父不慎右腳跟被紮進去一根刺,紮得很深,刺被挑出來後又不懂得什麽消毒,腳上的傷口被感染後,開始化膿,而且越來越厲害,幾乎丟了性命。從此,右腳跟就再也不能著地了。從我記事起,就看見祖父走路是跛的,但他照樣要種田、磨米、碾米、養活全家老小,而且還帶領著祖母、大伯和未出嫁的小姑(十八姑)四個人在坡田嶺蓋起了大小十幾間房子。那時候我的父親在外讀書,伯娘患“黃病”不能做工,我的母親是新房子蓋好以後過的門。母親常對我說:“你們家種那麽多田,人手又少,不請幫工,全家都特別辛苦”。祖父雖然辛苦,卻支撐起一個很像樣比較富裕的家,並供出了像父親這樣的讀書人,村裏的人們是很贊嘆的。因此祖父在村裏很有威信,很受人尊重,就連鄰村的客家人也一樣,路過我們村邊,看見他總會老遠就打招呼:“三伯,吃飯了嗎?”於是祖父就會用很流利的客家話與對方攀談起來。同興家族中祖父是長孫,祖上專門留下一畝多田(是最好、最肥沃的)由長孫來耕種,叫做“長孫田”,種“長孫田”所得收入用於清明祭祖及各種族人的活動,包括買貢品、修墳、全族人聚餐等,這些都由祖父與大家商量來辦。

                祖母娘家很窮,從小就沒了父母,很小就嫁到了我家。她一共生了八個孩子,夭折了四個,都是病死。舊社會南方傳染病很厲害,特別是蚊子多、惡性瘧疾很猖獗,由於缺醫少藥,死亡率很高。我父親小時候也患過瘧疾,他說那時候高燒不退,牙關都硬了,說不出話來,死裏逃生總算活過來了。在舊中國,婦女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祖母就是其中之一。她生孩子多,就已經嚴重地影響了身體健康,而且又營養不足,還要辛苦勞作,操持全家的吃穿,白天或下地種田,或上山割草、砍柴、放牛,晚上回來澆菜園、做飯或燈下縫縫補補。在外幹活,雨來一身濕,風吹全身涼,因此晚年祖母患了很嚴重的氣管炎病,每天都在咳嗽咳痰,又得不到重視和醫治。記得在我小時候,清晨總被祖母的咳聲吵醒,她總是坐在我家廚房門前一棵大松樹下面的石頭上咳嗽,聽到咳嗽聲我總是從床上爬起來,過去問候她一聲,但她總是只顧咳嗽,說不出話來,僅僅向我招一招手。她由於使勁咳嗽,頭上、頸部的青筋都暴出來了,當她把痰咳出一部分來後,氣喘才稍微輕松一些,於是又開始了一天的勞作。由於咳嗽,既不敢吃鹹也不敢吃油,連雞蛋、肉都很少吃,因此,根本談不上什麽營養,自然身體也就沒有什麽抵抗力了,祖母能活到七十四歲故去已經算是生命力很頑強了,祖母也得過“黃病”,後來自愈了。1976年祖父九十歲,因腦溢血去世也算是高壽了。

                我只有一個伯父,名梁粹南,家族裏排行十一。聽祖母對母親說過,我曾有過兩個叔叔都十幾歲了,均因患惡性瘧疾病故。我還有兩個姑姑比父親大,在家族中一個排行第四,便叫她四姑,一個排行十八,便叫她十八姑,她們倆的名字我沒有問過長輩,自然是不知道。她們一個嫁到離家幾十裏路遠的麻洞村,一個嫁到離家幾裏路不算遠的江塘村,過著自己的日子。伯父是我家還住在舊屋時從離家不遠的莫村娶的伯娘,那時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凡是嫁到朗塘村的媳婦都要得一次“黃病”,也怪,生下的姑娘兒子都不會得,用現在的醫學分析就是甲型肝炎了,它是符合傳染病的規律的。外來的媳婦體內沒有甲肝抗體,患甲型肝炎後,體內就產生了抗甲型肝炎的抗體了。姑娘、兒子從母體出生後就帶有了甲肝抗體,自然就不會再得黃病型肝炎了。患了甲型肝炎,經過調理,休息大多能自愈,而且終生不會再得,只有少數抵抗力差的變成慢性的,嚴重的就病故了,伯娘就是其中之一。她遷延不愈,病了很多年,最後病故了,年僅三十歲,留下了一個兒子,我叫他偉生哥,那時他才九歲,少年喪母實在可憐。伯父三十多歲續弦,娶的是泉井村一個喪夫的女人,並帶來了一個女兒,名叫潔惠。說來也巧,和我們家族中我這輩份的女孩排名一樣,都是“潔”字排。族內男孩都是“偉”字排,雖然我的兩個弟弟都在外工作,名字也都是“偉”字排。這個女人娶進我家後,就給全家種下了禍根。她好吃懶做,貪心斂財,祖父最蔑視她了。不但這樣,她還虐待先伯娘留下的唯一兒子偉生哥。他年齡小,伯娘吃不給他吃飽,穿不給他穿暖,好吃的拿回她房內自己吃,稀粥雜糧就留給偉生給吃,甚至連伯父也會遭到這樣的待遇。偉生哥只有靠祖父祖母還有母親背地裏給一些幫助。後來偉生哥長大成了家,他沒有忘記祖父的恩德,和祖父一起過,照顧祖父,為祖父送終。這個伯娘最天理不容的是,父親參加革命隊伍後,轉戰南北,特別是隨部隊入朝參戰,因為這場戰爭打得十分殘酷,很多戰士壯烈犧牲。多少年來父親杳無音信,生死未蔔,照理說全家人都應該安慰母親,好好照顧母親及他們唯一的女兒,不管父親是在戰爭犧牲了,還是活著回來,都好有個交代,對得起父親。可是就在這個女人進家門不久,在她的唆使下,伯父提出了分家,而且必須把母親和我分出來,母親提出要和祖父祖母一起過,好有個相互照應,但祖父祖母不敢答應,因為他們知道,父親如果在朝鮮戰爭中有個三長兩短,他們老了只能靠伯父。就這樣母親孤立無援,只好帶著我單過,那時我才四五歲。

                祖父祖母也被迫單過了,可憐祖母年老體弱,身單力薄,卻還要單獨挑水做飯澆菜園,祖父放牛種地,沒人照顧。這樣一個大家分成了三個小家,分家前伯父掌管著家產,自然是許多家產已經轉移到了他的房內,留下少部分財產用來分家,可以說分家後大半個家產進入了她的手中。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父親給家裏來了信,1955年實行了軍銜制,父親有了工資,給祖父和母親寄回了錢,伯父和這個伯娘真是後悔莫及。

                父親,現名梁乃典,曾用名梁延南,在家族中排行十七,長輩直呼他“十七”,晚輩稱他“十七叔”或“十七伯”。他自小在學堂讀書,後考入桂平師範學校,在家族中,父親算是聰明的,別的同輩人讀書都不行,唯有父親一直讀到師範畢業。在舊社會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這為他後來參加革命成為一名文武雙全的軍隊幹部打下了基礎。

                1949年底,父親是偷偷跑出來參加革命的,父親投奔革命時廣西全省境內還沒有解放,還是國民黨統治的天下,那時國民黨兵敗退出廣西,土匪也很猖獗。父親和其他幾個人一同冒險來到桂林,參加了人民解放軍,他後來改名也就是怕連累全家。參加人民解放軍前,父親已在木格鎮中心小學執教了,有比較富裕的家庭,還有老婆孩子,可以說父親是舍家棄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當時來說思想是很進步的。父親走時,祖父祖母都不知道,和他一同去的人中,有的人被他們的父母知道後趕到出發地追了回去沒有走成。父親後來對我說,在他偷偷離開家時看見祖母正領著我在全神貫註地餵雞,那時我才一歲多。

                父親參加人民解放軍後不久,便第一批隨部隊出國參加了慘烈的抗美援朝戰爭。那場戰爭異常艱苦、殘酷。人員傷亡很大。1953年父親在朝鮮松嶽山戰鬥中右眼負傷,被迫回到後方醫院。為了保住左眼,醫院的醫生準備挖掉他的右眼球,父親都躺在手術臺上了,父親覺得受傷的右眼還能看得見光,於是提出不願意挖掉右眼球,醫生也就沒有勉強,把他送回祖國。在哈爾濱醫院,只是切掉了右眼脫出的膜就治好了,保住了眼球。父親右眼至今瞳孔還是凹缺的,看東西部分聚光,事後被評為三級甲等殘廢軍人

                解放初期,在歷經二十多年戰爭洗禮的人民解放軍中,父親算是文化高的,因此父親很受部隊的培養。在南京、在保定、在石家莊等軍事院校接受過多次政治與軍事方面的培訓,成為了軍隊中文武雙全的幹部。父親一生中閃光的地方很多,其中一個閃光點就是被調入中央警衛團一中隊,為毛澤東主席的貼身警衛戰士教文化。我在初中時曾學過一篇文章“毛主席教警衛戰士學文化”,父親就是那時候調入中南海的。書中提到毛主席在暢遊長江時問身邊的警衛:“老鷹在天空飛行時,翅膀展開不動,為什麽不會掉下來?”問得這名警衛叫王惠,就住在我家隔壁,我跑回家問過他:“毛主席問的問題你答出來了嗎?”在我面前他當然說答出來了。

                父親在中南海工作對我們全村,對我們這個家族都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但好景不長,1959年廬山會議後,我父親也被“清洗”了中南海。父親調出中央警衛團後進入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後被北京衛戍區部隊看中,經挑選又回到了北京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父親文化較高被調到北京市委支左,一支就是好幾年,由於支左使部隊形成了兩套領導班子,等父親回到部隊早已沒有了他的位置。沒多久,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彪的“一號命令”父親所在部隊調出了北京,心情十分壓抑。當時母親正嚴重的腰椎病,不能行走,生活自理都有困難,在北大醫院住了大半年院。我遠在西北當兵,兩個弟弟一個在上小學一個上中學,家中無人照顧,父親只好經常請假從外地回北京照顧母親,父親的事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本來就耿直倔強的父親脾氣變得異常暴躁。有次我回北京休假,父親又發火了,我與父親狠狠地吵了一架,指責他是軍閥,是法西斯,當時理解不了父親心中的煩悶和仕途中的艱難,我至今還很後悔。

                1976年父親轉業回到了北京。父親是一個很勤奮好學上進的人,到了五十多歲了還在西城區職工大學就讀,而且成績非常優秀,各門功課的平均成績總是在八、九十分以上。那時母親甘肅天水幫我帶孩子,兩個弟弟在上學,父親既需要上班,還要照顧兩個弟弟和這個家,有時候為了不影響弟弟們睡覺,夜深人靜時還在街邊的路燈下看書,父親確實為我們做出了榜樣。父親文學底蘊很深,曾在北京衛戍區政治部秘書處工作,並且寫得一筆好字,硬筆、毛筆都很好,到現在八十多歲了還在寫字,特別是他的毛筆字流暢、剛勁有力

                父親生活很簡樸,把錢看得很淡,從不叫苦。工資不高並且幾十年得不到增加,卻要贍養祖父祖母,養育我們三人,送我們及舅舅讀書。平時姑姑、姨家裏有困難也總是慷慨解囊接濟他們。從部隊轉業後,他對我們說自己可以十年不置衣服,因為留下的軍裝可以延續穿,因此父親一直穿著舊軍裝,自己的穿破了,接著穿女婿給的軍裝,最近幾年,我們才間斷地買些衣服給他穿。父親總是穿母親做的布鞋或部隊發的解放鞋,襯衣也總是穿母親縫制的衣服鞋子,不穿破了決不換新的,可以說父親他們這一代人都是這樣,這種艱苦樸素的精神確實需要我們傳下去。父親有一句家訓:“人不懶,心不貪,嘴不饞,靠本事吃飯。”這句家訓父親親筆寫在了梁姓家譜裏以示子孫。

                父親是按1949年12月7日參加人民解放軍來算工作時間的離國家規定的1949年10月1日以前參加革命準備離休僅差兩個月零七天,因此只能按退休待遇。在父親退休時,怕父親轉不了彎影響身體,我總是安慰父親:“您現在的待遇要比犧牲在朝鮮戰場而且至今還長眠在異國他鄉的戰友們強得多了,只要您健康地活著,國家就會養著您,發給您殘廢金。”父親想得開,從不給組織找麻煩,安度晚年,身體非常好,八十多歲了紅光滿面,沒有病,說話底氣足、聲音大,軍人的性格還保持著,火爆脾氣也改了許多。國家每月給他四千多元退休金和殘廢金,比有的在職幹部還要高,俗話說:知足者常樂。父親就是這樣對待自己的人生

                母親譚桂月,生於1925年秋天。因父親排行十七,所以家族中人們就稱呼她十七嫂。母親年輕時天生麗質,皮膚白而細膩,總是曬不黑,俗話說:一白遮百醜。更何況母親還有一雙大而明亮的眼睛,襯在白凈的臉上就更顯得精神了。母親年輕時身材苗條,不高也不矮,經常穿一件緊身上衣,穿的褲子卻肥大肥大的,宛如穿了一條長裙。可能是因為南方水多,經常過河、下水田需要挽褲腳吧,母親常戴一頂竹編的興頂鬥笠,雨天擋雨晴天遮陽,腳上穿草鞋,閑時穿自己親手做的布鞋。我想母親的這種穿戴也就是當時南方農村婦女典型的打扮了。

                母親是一個具有中國婦女優秀傳統品質的人。外祖父比較富,母親在娘家也是享福的十八歲嫁到梁家,就很辛苦了。我家種的地比較多,祖父又是一個勤快人,堅持不請幫工,又加上先時的伯娘患有肝炎(黃病)遷延不愈,幹不了活兒,祖父祖母年齡大幹不動,只剩下伯父和母親做工。白天做田裏的工,晚上回來還要挑滿全家人用的大水缸,天黑了,孩子自然要找母親,我還小總要堅持跟著她,母親只好用背帶背上我去挑水,現在母親說起來還特別“”。我們家門前的那個約有40°角20米長的大斜坡,背上孩子再挑兩大桶水上這個斜坡,該是多費力了,而且要挑七八擔水缸才滿。母親還是很能吃苦的,別人家的媳婦割草砍柴怕累,只是在村子近處的山邊上找點亂草割一擔就算了,母親卻總是進深山,遠的、人少的地方割,割的柴草總是整整齊齊又高又壯,特別好燒,因此祖父誇獎母親,他這麽大歲數沒有燒過這麽好的柴草。在南方,要種兩季水稻,三、六、九月最忙,三月犁田耙田插秧,六月割早稻,還要趕插晚稻,九月收割,一年到頭閑不住,每天都要幹到星星月亮出來,等回到家裏她還得挑水餵豬、剁豬菜,樣樣工作都缺少不了母親。

                母親心地善良、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心靈手巧,而且相夫教子疼愛孩子,不但養大了我們姐弟三人,還帶大了三個孫子。母親脾氣好,很少對人發火,說話總是輕聲慢語。她人緣好,與家中的公公婆婆、妯娌姑嫂都很融洽。她一生吃了很多苦,能把她自己的經歷當成故事說給我們聽。母親天生手巧,再加上我外祖父是位裁縫,因此母親會紡紗織布,會剪裁衣服,會剪鞋樣做鞋。母親織出來的布很細膩,剪裁的衣服得體,做出來的鞋穿著舒服,因此全村姑娘媳婦們常來找母親幫她們裁衣服、剪鞋樣,幫她們導線、上織布機織布。記得村裏許多快要出嫁的姑娘們常來母親屋裏一邊聊天一邊跟母親學做針線活兒,晚上沒錢買煤油點燈就上山砍“松明”來點。1961年正是困難時期,布票很緊張,回廣西老家為祖母吊喪時母親還抽空兒織了好多布帶回北京,我們姐弟三人小的時候幾乎是穿母親親手織的布衣長大的。

                    母親對我們三姐弟的母愛是難以言表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許多人,1960年母親生下了最小的弟弟,小弟弟嗷嗷待哺,為了不讓孩子們挨餓,她常到很遠的郊區去撿菜幫子野菜來充饑,那也總是吃不飽,至今小弟弟的牙還長不齊全,比正常人的少兩顆。記得父親所在的衛戍區部隊到內蒙古打獵,給家庭和孩子們分了好多黃羊肉,正是過春節,全家飽餐了一頓,連不到兩歲的小弟弟也吃掉了一行軍碗的肉,把母親嚇壞了,生怕撐著了他。那時老家有四位老人要養,北京我們三個孩子要上學,遠親近親也常來信借錢,為了貼補家用母親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在街道工廠領回來各種臺布手工刺繡,為皮毛廠縫制皮帽,為了多得些手工錢,母親總是做到深夜,有時我們都睡醒一覺了還看見母親在燈下趕著做活兒。母親現在身體弱和她一生辛苦有關。

                這就是我的家,一個充滿辛酸而又幸福的家。